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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劳工由青岛港押往北海道

归档日期:04-05       文本归类:芦别市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三菱财团共使用中国劳工3765人。其中,三菱财团所属大夕张矿业所使用中国劳工292人。这些劳工于1944年下半年分两批由青岛港、塘沽港押运到日本。近期新发掘的史料再次证明二战期间日本企业奴役中国劳工铁证如山。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后,其国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日渐严重。为满足战时经济运转的需要,日本政府将强掳中国劳工作为缓解国内企业用工的应急之策。1942年11月27日,日本政府通过《关于向国内移入华人劳务者事项》决议,并将劫掠的中国劳工冠以“华人劳务者”之名。但由于惧怕中国劳工可能影响其国内的稳定,此后并没有大规模“移入”。随着战事吃紧,1944年2月28日,日本政府制定《关于促进华人劳务者向内地移人事项》,开始大规模从中国“移入”劳动力,以支撑摇摇欲坠的国内经济,支撑对外侵略战争。

  按照日本政府的计划,应“移入”中国劳工5万名。1946年3月1日,日本外务省管理局编写出版《华人劳务者就劳事情调查报告书》,承认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人数为38935人。日本学者田中宏研究发现,日本实际强掳中国劳工人数为41758人,在抵达日本口岸前死亡2823人,实际到达日本38935人。日本警保局1945年1月的预算文件记录中国劳工数量为39157人。由此可见,被强掳至日本的中国劳工人数接近4万人。

  近日,笔者通过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站()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保存的“返还文书”类档案中,找到了一批中国劳工名簿,涉及三菱矿业株式会社、三井矿业所、日本港运业会等15家日本企业及所属企业或事业场(右图)。档案中记录的中国劳工人数尚待清查,初步估计在1.5万人以上。

  这批档案多数没有标明成文日期。但从株式会社川口组芦别出张所中国劳工名册有“昭和20年9月19日现在”、株式会社川口组住友赤平出张所《送还不能者名簿》中有“昭和20年9月20日现在”的记载分析,应成文于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9月中下旬。这批档案被归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返还文书”类别。按照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说明,该类档案是二战后被美国带走的日本明治元年(1868年)到昭和20年(1945年)档案,收藏于美国议会图书馆,昭和48年(1973年)归还日本。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这批档案确为1945年形成。

  根据各企业名簿样式和内容要求基本一致推断,此项调查是日本政府统一部署的。二战结束后,中国政府督促日本政府归还在日被掳中国劳工。日本政府要求日本企业编制中国劳工名簿,就是为了掌握企业使用中国劳工情况和战后劳工现状,为送还中国劳工做准备。从名簿样式及其他企业的名簿多盖有企业公章的情况分析,名簿应为企业呈报日本政府的使用中国劳工情况调查文件,是原始档案史料,早于日本外务省1946年编制的《华人劳务者就劳事情调查报告书》。

  3株式会社川口组室兰出张所丰里出张所住友赤平出张所芦别出张所上砂川出张所4土屋组土屋组5株式会社菅原组菅原组札幌炭山兴亚建设第二大队第二中队6伊藤组伊藤组7荒井合名会社国缝出张所落部出张所

  8日本港运业会函馆华工管理事务所室兰港运株式会社室兰第一、第二、第三华工管理事务所清水华工管理事务所小樽华工管理事务所

  10北海道炭矿汽船株式会社平和矿业所真谷地炭矿角田矿空知矿业所天盐坑赤间矿华之寮11住友赤平矿业所所赤平矿12野村矿业株式会社置户矿业所13明治矿业株式会社昭和矿业所14日铁矿业株式会社北海道矿业所俱知安矿山15地琦组大夕张出张所空知郡赤平町字平岸出张所上砂川出张所北海道茅部郡落部村出张所上川郡东川村市街地出张所

  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大夕张矿业所的《中华民国勤劳队队员名簿》包括《华人劳务者调查表》、《第二表》,《中华民国勤劳队员死亡者名簿》,未包含其他企业常见的《华人劳务者不能送还者名簿》、《已返还华人劳务者名簿》(第二表记录了提前送回中国劳工的情况)等。

  《华人劳务者调查表》是综合性的调查表,包括“使用者、出业场所、移入年月日、移入数、从出港至事业场所死亡者数、现在员数、现在员中伤病者数、伤病送还者”等内容。

  《第二表》(其他企业一般称之为《移入华人劳务者名簿》)包括“编成番号、原籍、职务、氏名、年龄、摘要”等内容,其中“摘要”包括死亡标识、供出方式和在华职业等三项内容。供出方式多标为“行政供出”;所谓“行政供出”,实际上就是中国伪政权按照日本当局的指令强行掳掠劳工,移交劳工机构集中后,交由日军集体押运至日本,分配给日本企业使用的劳工征集方式。

  《中华民国勤劳队员死亡者名簿》(其他企业一般称之为《移入华人劳务者死亡者名簿》)包括“编号、原籍、职名、氏名、年龄、死亡年月日、死亡原因、摘要”等内容。

  大夕张矿业所的中国劳工名簿,记录了日本三菱财团掳掠中国劳工的人数、中国劳工绝非自愿应募赴日、中国劳工遭受非人待遇等历史事实,是中国劳工在日本悲惨遭遇的真实记录。这件档案再一次证明,二战期间日本企业奴役中国劳工是无以抹杀的史实。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些档案也有人员基本情况记录不准确、故意编造中国劳工死因等歪曲历史的问题,说明日本企业不仅对中国劳工采取了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其所虐待中国劳工的犯罪行为也心知肚明,刻意隐瞒事实真相,以回避责任,逃避追责。

  三菱财团共使用中国劳工3765人,其中三菱财团所属大夕张矿业所使用中国劳工292人。大夕张矿业所分两批接收中国劳工,1944年9月15日接收了由青岛港押运的第一批176人,10月17日接收了由塘沽港押运的第二批116人。

  大夕张矿业所使用中国劳工,主要来自山东和河北。其中,年龄最大的为来自山东青岛即墨的江秋芳(编号156号),56岁;最小的为河北满城县的尹保(编号209号),17岁。被抓前,这些人多数为中国平民,也有中国战俘和不服从管制的伪政权军警人员等。其中,农民101人、市民123人、苦力36人,中国战俘及伪军警人员29人,身份不详3人。

  中国劳工被强迫押送日本后,在日本军警的刺刀下充当劳工,任由日本企业驱使奴役。在没有劳动保护措施的条件下,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0多小时,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由于过度的体力劳动,中国劳工体质迅速下降,大批惨死在日本。截至1945年9月下旬,大夕张矿业所使用的中国劳工中死亡81人(其中1人死于来日本途中),死亡率高达27.74%。另有5名患病者在战争结束前提前送还中国。

  2005年,青岛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采访了24位健在住青中国劳工,其中有被抓到大夕张矿业所的朱正基(编号34号)、闫明(编号62号)、宁贻昌(编号95号)、钟永梓(编号146号,名簿中记为钟永桦)、刘积善(编号177号,名簿中记为刘继贤),为这些饱受欺凌的亲历者留下珍贵的口述影像档案。

  据老人们回忆,他们都是被强抓到日本的,也没有一个人与日本企业及伪政权劳工机构华北劳工协会签署过劳务协议。朱正基到崂山走亲戚时,正赶上日伪当局强抓洋车夫,被一同抓到青岛体育场;闫明在青岛拉地排车时被抓;宁贻昌晚上在马路上玩时被抓到市南警察局;钟永梓在村里种地时被抓;刘积善在延安三路行走期间被以“良民证”过期为名抓到台东警察局。可见,为支撑战争经济,日本及伪政府强掳中国劳工不择手段,强抓滥抓。

  中国劳工在大夕张矿业所遭受了非人待遇。朱正基讲述了中国劳工难以忍受折磨,集体逃跑,被抓回来惨遭毒打的情况;闫明提到中国劳工分为两班劳作,每班每天挖煤10—12个小时,昼夜交替,两班人每10天倒一次班。宁贻昌讲中国劳工在青岛时两人发1套棉衣,冬天只能1人穿棉袄1人穿棉裤,冻得受不了时只能披上毯子,被日本人看见还要挨打;钟永梓在叙述时两次提到日本监工冈田肆意殴打中国劳工的情形;刘积善回忆,劳工有病就完了,病号一顿饭只准喝半碗稀饭,惨遭迫害。

  有学者研究,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强征的劳工共有13批,最低的死亡率为7%,最高死亡率高达52%。但是,三菱财团大夕张矿业所编制的《中华民国勤劳队员死亡者名簿》中,竟将遇难中国劳工的死亡原因几乎都归咎于因病死亡,甚至编造出诸如脚气、心脏麻痹甚至梅毒等花样繁多的死因,以掩饰其令人发指的残害中国劳工罪行。

  日本自己形成的原始档案表明,日本强掳中国劳工铁证如山,残害中国劳工罪行累累。在事实面前,日本政府拒不承认罪责,日本企业竟然搞选择性道歉,继续伤害中国劳工受害者及其家属,这一掩饰日本侵略罪行的行径,中国人民绝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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